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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规范化实务问题研究(福泉市人民法院 尹群)

发布时间:2017-02-21    

 

摘要:定罪和量刑是刑事司法领域的两大重大课题。定罪根据犯罪事实、罪名的构成要件、证据在审判过程中的举证质证来加以认定,不存在裁量权的问题。而量刑不同,量刑有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法定量刑情节也有法律法规的相关的严格规定,而酌定量刑情节涉及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弹性空间比较大,会因为法官对案件情节的认识角度、价值观、知识程度甚至于法官性别而不同,而量刑情节不同于民事司法的经济问题,它涉及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权。因此,如何规范量刑问题至关重要。本文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量刑规范化的概述。第二部分为现阶段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量刑不规范的现状以及原因分析。第三部分提出相关措施,完善量刑规范化问题。
关键字:量刑 规范化   公正
一、量刑规范化概述
何谓“量刑规范化”?量刑规范化是指研究和探索何谓"量刑规范化"是研究和探索量刑规范化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可理论上尚无明确或有价值之界定。基于对刑法现代化及量刑的实质和规律的考量,量刑规范化应是对"量刑",即把抽象的法律规则与具体的案件事实相结合并上升为理性与具体的过程的规范化。它表现为量刑统一化与量刑个别化的有机统一,是在尊重量刑实质和遵循量刑规律的前提下,通过设置和适用完备的程序制度,使量刑生产出公正有效及符合刑罚目的量刑判决。量刑规范化对司法人员的要求无非就是在对待类似案件时,要有公正公平的判决,不能同案不同判。但是,量刑规范化也并非绝对反对同案异判。量刑不均是世界各国司法中的一大诟病,它不仅影响法院的公信力( 量刑权威 ) , 而且也有损量刑的公正和有效性 。现实表明 ,我国存在极其严重的量刑不均问题,这显然与走向现代化的我国刑事司法目标不相适应 。于是,我国各级法院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以解决“同案异判”问题为目标的量刑规范化改革, 如制定细密化的量刑指南 、 构建 “同案同判”的案例指导制度。开发挤压法官量刑裁量权的“电脑量刑”等。与这些做法相一致,理论上有论者干脆就把量刑规范化等同于 “同罪同罚 ”, 认为“量刑的规范化,即同罪同罚 ,相同的罪行相同的情节,它的量刑结果是相同的 ”。 实际上, “同案异判”与“量刑不均 ” 是根本不同的两个问题 。对于前者,虽然非理性的 “同案异判”确属“量刑不均 ” 而应摈弃,但理性的“同案异判 ”不仅不是“量刑不均”, 反而体现了量刑的实质公正。一向注重刑法精密化的德国在长期追求 “量刑统一”未果后承认 ,基于多种原因, 不同地区间的量刑差异不仅是合理的,而且还是法律和公正所追求的目标之一。我国近来也有不少学者发现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 ,各地发展不平衡,这必然影响到不同地区的法官对“相同案件”的违法性与有责性的评价,因而必然造成量刑上的差别。确实, “同案不同判”关注到了一些必须重视的重要差异; 相反,那种齐头式的等同处理( 划一式的“同案同判”)有时会忽略掉一些重要的差异。因为, 对于 “同一时空条件下的性质相同、 情节相当的犯罪”, 不仅社会危害性可能不同 ,而且人身危险性也可能不同;并且对于不同案件“适用相同的法律 ”只是表明这些案件的“量刑基准 ”相同,而不意味着它们的量刑结果也必须相同 ( 量刑本身就是运用量刑情节对量刑基准的修改和变更 ) 。因此,虽然量刑规范化以实现 “量刑均衡”为重要目标,但它并非要绝对地消除“同案异判”和“同罪异罚”,并不等同于量刑统一化。在当前我国的量刑规范化中,把量刑规范化下的量刑均衡等同于量刑统一化,实际上是对量刑均衡的曲解和对量刑规范化的异化。
二、我国量刑规范化的实施现状
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的量刑规范化,从2005年开始对量刑规范化问题进行实质性的调研,在反复论证并广泛听取各界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两个文件。2008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圳召开了全国部分法院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进行动员和部署,并于同年8月下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江苏省泰州市等4个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海淀区等8个基层人民法院为量刑规范化试点单位,对以上两个试点文件进行试点。可见,目前,还没有对量刑规范化问题进行统一规范的法律规范,只是小范围的进行试点。
量刑一般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法定刑,第二部分是基准刑。所谓法定刑,就是刑法规定的刑期,这个刑期,一般规定得比较原则,区间跨度较大。比如,交通肇事罪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我国刑法规定的有期徒刑上限是15年,7年至15年,区间跨度长达9年。所谓基准刑,是在不考虑各种法定和酌定量刑情节的前提下,根据基本犯罪事实的既遂状态所应判处的刑罚,基本犯罪事实包括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和其他影响构成的犯罪数额、犯罪次数、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实。在法庭经过审查查明一个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后,法官先依据这个犯罪事实在法定刑幅度内确定基准刑,基准刑确定下后,这时就要充分考虑被告人的量刑情节了,然而问题在于,基准刑的确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实践中,各地法院对基准刑的确定也不统一。
三、量刑规范化应注意的问题
(一)要避免量刑标准绝对化。任何一个量刑标准都不可能是一个精确的数值或“点”,它只是针对抽象个罪所确定的提供给法官对具体个罪进行量刑的参考价值。毕竟,实践中的刑事案件是复杂多变的,不可能出现一模一样的案件,法律不能穷尽现实中可能出现的所有犯罪情况。另外,有的酌定量刑情节根本就不可能量化,量刑规范文件规定得越细越全,应变能力越差,漏洞越多。
(二)建立适当的刑事判例制度为补充。有的学者提出可以在我国推行先例判决制度,将判例作为与成文法地位相当的法律,当前有一些法院还试行了案例指导制度,笔者认为,在目前我国的司法体制下,刑事判例制度既不能是“判例法制度”也不宜成为“案例指导制度”,而应只是法院在特定的刑事司法活动中,对那些比较普遍、典型的法律问题予以权威性解决,在接下来的司法实践中,可以以此作为普遍性、权威性、典型性的具体规则加以适用。不断完善判例机制是量刑规范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要特别注意,成文法和判例、司法解释与刑事判例之间的关系。因为,刑事判例只能居于次要和补充地位,不能替代成文立法,让司法权变相侵入立法领域。
(三)通过量刑监督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所谓量刑监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的量刑活动进行审查和监督 ,以纠正可能出现的量刑错误或量刑不当的活动 。量刑监督权是对量刑权的有效制约 ,两者是对立统一的 ,量刑公正是两者共同作用的效果。第一,在上述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过程中,检察机关应当对法院部门出台的规范量刑的指导性文件相关程序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进行监督。其次 ,法院也应当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 积极征求检察机关的意见和建议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经常性地就量刑争议问题进行探讨 ,特别是加强刑事政策在量刑应用方面的研究 ; 对被告人和辩护人有关量刑的诉求也应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予以考察和衡量, 从中得出对抽象个罪最合理、科学的量刑基准点。其三, 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院应当一起展开调查研究,加强沟通与交流 ,在取得协调一致的基础上, 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共同出台适用于全国范围内司法实践的量刑规范性文件 ,对法院量刑和检察院量刑监督工作起到共同指导作用,这样就使量刑监督有了客观的评价标准和衡量准则 ,同时也避免法、检两家机关由于认识上不统一而可能导致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情况。最后 ,量刑规范化改革需要密切关注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以往的刑事审判在量刑问题上,法庭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就量刑问题不辩论、合议庭评议时不重视量刑的论证、法院判决书中对量刑的说理不足。在由庭审模式向对抗式的转型中, 量刑规范化改革必须与诉讼制度改革相协调, 逐步强化量刑监督的地位和作用,形成对法官的量刑权有效制约的局面。针对量刑问题 ,在审查起诉阶段, 检察机关应当明确提出量刑建议; 在审判阶段由控 、 辩双方遵循一定的规则 ,在裁判方的指引下展开量刑辩论 ; 在法院宣判阶段, 法院应当有详细的量刑理由; 判决宣告之后 ,检察机关对量刑结果进行审查。
(四)量刑规范化要体现程序公正。量刑公正是量刑的基本价值理念,也是量刑规范化的终极目标所在。在理论上,基于程序与实体的相对关系, 量刑公正有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之分。所谓程序公正,是指对犯罪人的量刑权只能由人民法院行使 ,人民法院必须严格依照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行使量刑权; 所谓实体公正,是指对犯罪人裁量 、 决定刑罚时要做到罚当其罪、 罪刑相当、不偏不倚,即人民法院对犯罪人的量刑 ,必须根据《刑法》分则和总则的不同规定,判处最能适应犯罪的客观危害和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的刑罚。
我国的量刑规范化工作现阶段仍停留在司法层面上 , 当这套规则在司法过程中经过广泛实践被证明是有效的 , 适合中国司法实践的 ,则具备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量刑指南的条件 。在此过程中, 随着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逐渐规范、 透明 ,法官司法能力将极大提高 , 量刑规范化终将推动整个刑事法制的完善、法治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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