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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在刑法规制中的定位(福泉市人民法院 宋泽星)

发布时间:2016-11-08    

 

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施行后,在规制公共交通安全问题上,我国现行刑法形成了危险驾驶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交通肇事罪“三罪并存”的局面,从过失犯罪到故意犯罪、从出现危险状态到形成危害结果、均有与之相对应的犯罪进行规制。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在既遂形态上属于抽象危险犯,但是这种抽象危险和具体危险以及实害之间可能会发生转化,若是发生转化如何处理。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如何处理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交通肇事罪之间的法律竞合。唯有明白了该问题,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才能科学地界定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在规制公共交通安全中的定位,从而切实有效地发挥该法律规定在控制交通风险中的功效。
  (一)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竞合
  结合刑法第114条、115条的规定和刑法的理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使用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危险性相当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按照危险方法所造成的危险状态是否转化为现实,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又可以分为危险犯形态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实害犯形态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危险犯形态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极大可能性,具体是指刑法114所规定的“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实害犯形态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行为人所实施的和放火、爆炸、决水等危险性相当的行为已经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具体是指刑法115所规定的“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于立法阶段为司法阶段留取价值判断空间的结果。理想状态下,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立法应当完全呼应生活经验,对于特定的生活事实,都有对应的法律规定,用以约束法官,让法官在适用法律时,不作过多解释,不滥权擅断,而且可以让民众清楚预估自己的行为后果。所以,全面呼应生活经验的立法,可以实践依法治国的理念,约束国家权力的随意发动。但有些犯罪情形,非立法者可以完全凭着生活经验,在法条上描述出来,立法者因此必须做出概括的规定,预留价值判断的余地,以便没有遗漏地掌握犯罪行为。可以这么说,所有法律上的概括条款,皆为立法者对于价值判断的空间预留。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中国没有规定危险驾驶致死伤罪之前,我们只能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规制醉酒驾驶导致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通过“孙伟铭案”、“黎景全案”确立了将醉酒之后驾驶机动车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后果的行为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准判例”。
  将醉酒驾驶导致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行为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准判例,直接证实了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存在转化的可能,也同时证实了二者之间存在竞合的必定性。首先,醉酒驾驶转化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原因在于行为人醉酒后其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有一定程度的减弱,在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有所减弱的情形下从事具有较大危险性和危害公共安全可能性的驾驶机动车行为导致危害公共安全的可能性极大;其次,醉酒驾驶行为发现和查处的“滞后性”决定了其具有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可能性。造成这种“滞后性”的原因有两点,一方面是警力的有限,警力的有限表现为我们不可能在道路上遍布警力,只能在主要的交通干线或路口布置警力,对于醉酒驾驶的查处和发现又必须由警察来完成,而不能如同发现和查处违章那样可以借助摄像头、电子眼等等;另一方面,即便是我们采取相应的措施,扩大警力,但对于醉酒驾驶的发现和查处也是在醉酒驾驶行为已经发生后,也就是说行为人醉酒驾驶肯定在先,而警察的发现和查处肯定在后,在这个时间差中,醉酒驾驶有可能已经发生了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后果。
  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两种形态中,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与实害犯形态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别相对较为直观和易于进行,因为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属于抽象危险犯,成立的前提或标志是醉酒驾驶行为没有造成任何有形的危害后果;而实害犯形态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必须是醉酒驾驶行为已经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犯罪成立的前提或标识是客观上有非常明确具体的危害结果。
  容易发生竞合的就是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和危险犯形态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因为二者都尚没有造成危害结果,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对公共安全的危险是常识意义上的、经验的、抽象的,在应然层面上不需要法官做出判断;而危险犯形态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公共安全的危险是法律意义上的、现实的、具体的,在应然层面上需要法官结合行为人醉酒驾驶的主客观因素对“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做出判断。这种判断包括对具体危险的判断,也包括对轻微危害后果的认定。所以,二者竞合的强度还是相当高的,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形下应当秉承法条竞合时的适用原则。法条竞合一般表现为三种形式:新法与旧法竞合、一般法与特别法竞合、轻法与重法竞合。其中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竞合状态应当属于一般法与特别法的竞合。造成一般法与特别法竞合的原因在于法条内部构造上的复杂性。刑法构成要件的形成系由基本构成要件为法规范制定的基础,而由于所欲规范的事实情状万端,即使对于同一行为的规定,亦会因行为客观情状或侵害程度的不同而有不同之规定。从而形成已构成要件完全包含于另一构成要件之中,而成为该构成要件的一部分的特别关系,此时应当基于“特别条款排除一般条款”之一般原则,仅适用特别条款。在二者的竞合关系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应当属于一般条款,而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应当属于特别条款。因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罪状设计上属于“兜底性条款”。“兜底性条款”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防止因立法技术不科学、不先进所可能导致的打击不力情形的出现,其具体表现形式多为“其他”,或将某一同类客体单独规定一个罪名,如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等等。当“兜底性条款”和“一般性条款”发生竞合时,我们认为应当选择“一般性条款”而放弃“兜底性条款”。原因在于兜底性条款承担的角色是当不能发现合适条款时,其才作为替补条款出现,当我们发现合适的准确规制相应行为的条款时,就不应当适用兜底性条款。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当醉酒驾驶行为呈现出对公共安全的抽象危险时,应当认定为危险驾驶罪;(2)当醉酒驾驶行为呈现出具体危险时,应当认定为危险犯形态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3)当醉酒驾驶行为已经造成他人具体的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情形时,应当认定为实害犯形态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4)当醉酒驾驶行为仅仅是造成驾驶人自身的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情形时,应当认定为危险驾驶罪。
(二)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和交通肇事罪的竞合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在掌握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和交通肇事罪的区别时,笔者认为应当把握以下两个原则:首先,交通肇事罪属于典型的过失犯,所谓过失就是行为人已经预见到或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轻信能够避免或者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从而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也就是行为人对于危害社会的结果在主观上是反对的、排斥的,而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属于故意犯罪,行为人对于醉酒之后对公共安全造成的危险持一种放任的心理态度,即行为人明知自己醉酒之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可能危及公共安全,但依然实施该种行为。其次,交通肇事罪过失犯的本质决定只有出现了危害后果犯罪才能成立;而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属于典型性的抽象危险犯,不要求造成任何具体明确的危害结果。但是如果醉酒驾驶行为造成了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时应当如何处理,有学者认为应当可以构成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是故意犯罪,但危险驾驶行为过失造成他人伤亡,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的,应以交通肇事罪论处。此时,行为人对基本犯(危险驾驶罪)是故意,对加重结果为过失,从而成为结果加重犯。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首先,既然认可醉酒驾驶行为主观方面是故意,也就是意味着行为人明知自己的醉酒驾驶行为可能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或结果,但依然实施醉酒驾驶的行为,也就不具有转化为过失犯罪的可能。其次,正如前文所分析,如果醉酒驾驶行为没有出现具体危险或危害结果,应当构成醉酒驾驶罪;如果已经出现了具体的危险状态或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结果,应当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没有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可能。
  应当说,如果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和交通肇事罪同时规定在刑法之中,二者的区别和界限还是非常明确的,二者几乎不存在竞合的可能。但是基于中国刑法的现实,1997年刑法规定交通肇事罪,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规定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在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没有规定之前的10多年间,醉酒驾驶造成一定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后果的行为多是作为交通肇事罪来处理,如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1月10日通过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一)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二)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三)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四)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五)严重超载驾驶的;(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也就是说,在中国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和交通肇事罪具有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在历史上二者曾经存在竞合。经过刑法修正案(八)的修正,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独立化,据此,行为人醉酒之后驾驶机动车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行为不再构成交通肇事罪,而是应当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基本上得出结论,经过刑法修正案(八)修正之后,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交通肇事罪三罪在交通安全的规制上初步形成了无缝衔接的局面。具体表现为: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罚故意行为,其中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处罚没有造成他人任何危害后果的醉酒驾驶行为;危险犯状态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罚造成具体危险状态的醉酒驾驶行为;实害犯状态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罚已经造成具体危害后果的醉酒驾驶行为;交通肇事罪处罚过失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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