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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杨通艳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一案的理论研究(福泉市人民法院 石治书)

发布时间:2017-02-21    

 

对于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杨通艳是否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结合犯罪构成理论及现有证据对该罪名加以讨论:
一、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概念
    是指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行为。本罪为必要的共犯。
二、犯罪构成要件
1.犯罪主体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但并非一切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人都能构成本罪,构成本罪的只能是扰乱社会秩序的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者。所谓首要分子,即在扰乱社会秩序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所谓其他积极参加者,是指除首要分子以外的在犯罪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
    2.犯罪主观方面
本罪的主观构成要件为故意。但由于是聚众犯罪,故意的内容极为复杂。首先,要求首要分子与积极参与者具有超越个人意思的集体意思即多众的共同意思。其次,要求具有形成聚众的意思与作为聚众成员从事活动的意思。形成聚众的意思,是指具有使众人纠集在一起的故意;作为聚众成员从事活动的意思,是指具有作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一员而从事扰乱社会秩序活动的故意。但是,不要求参加扰乱活动的全体成员之间具有意思联络。
3.犯罪客体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秩序。这里所说的社会秩序不是广义的一般的社会秩序,而是指特定范围内的社会秩序,具体是指国家机关与人民团体的工作秩序,企业单位的生产与营业秩序,事业单位的教学与科研秩序。侵犯的对象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
4.犯罪客观方面
本罪在客观行为方面表现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是指首要分子纠集特定或者不特定之多数人于一定地点,而成为可以从事共同行为的一群人。如果没有首要分子的纠集,而是多数人的自动聚合,则不属于聚众。在聚众的情况下,参与者往往处于随时增多或减少的状态。扰乱,是指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与社会心理的不安,具体表现为使社会秩序的有序性变为无序性,使社会的稳定性变为动乱性,使社会的连续性变为间断性。扰乱的方式则没有限制,既可以是暴力性的扰乱,也可以是非暴力性的扰乱,如在机关、单位门前、院内哄闹,强占机关、单位的办公室、会议室、实验室、营业场所、生产车间,围攻甚至殴打有关人员,等等。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或教学、科研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才成立本罪。
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认定
刑法对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构成要件侧重于规定了行为方式(聚众)与结果,但对行为本身的内容却没有具体规定。这固然是因为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多种多样,难以具体描述,却给认定本罪带来了困难。在认定本罪时,应严格、慎重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对于情节并不严重,后果比较轻微的群众性扰乱行为,不能认定为本罪;对于群众因合理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所采取的过激行为,不能认定为本罪。在认定过程中,既要区分参与者与一般围观者,不能将围观者认定为参与者;又不能将参与者均视为犯罪人,根据刑法的规定,一般参与者的行为不成立本罪,只有首要分子与积极参加者的行为才成立本罪。
四、本案存在的疑点:
1.杨通艳是否作为本案的首要分子或者积极参加者很难认定
“组织、策划、指挥”,是需要通过具体的行为来表现的,而现有证据没有充分的证明杨通艳有组织、策划、指挥的行为表现。同时杨通艳的行为也不是积极实施任何犯罪活动,行动特别卖力,有严重恶劣情节的积极参加者。参加上访的,有二三十人,上访的次数也不只一两次。可是,现在没有这样的事实进行比较,也没有分析资料证明她是怎么的“特别”积极。本案的证据没有有效的证明力,所以很难认定其是本案的首要分子或者积极参加者。
    2.杨通艳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故意证据不足
我国的犯罪学理论主张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既反对主观归罪,也反对客观归罪。所以,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是判定罪与非罪的非常重要的条件。主观上不具备犯罪心态的,就不能以犯罪论处。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在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也就是说,主观上必须具有扰乱的故意,这是构成该罪的主观动机。立法者设置本罪的目的,是为了惩处那些为了达到不正当目的,企图通过扰乱活动,制造事端,以实现自己的某种无理要求的人,还有故意蛊惑群众,制造恐慌情绪,形成了聚众闹事的人。值得注意的是,某些行为类似聚众闹事,但如果不是属于无理取闹,不是为了达到不正当的目的,而是因为相关当事人或单位处理问题失当,造成了群情激愤,就不应当以犯罪论处。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作为农村的普通群众,当面临自己的主要财产房屋受损时,在气愤之下言语过激些,完全属于人之常情。杨通艳的主观上是为了解决问题还是故意扰乱社会秩序证据材料无法证实。因此,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杨通艳有犯罪故意。
3.杨通艳的上访行为与救助工作无法正常开展有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以现有的证据材料很难证明救助工作无法正常开展是因为杨通艳的上访行为所致。因为导致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事出多种不确定的原因。我们不能单凭仅有的证人证言来断定犯罪嫌疑人的上访行为与救助工作的无法正常开展存在什么样的必然联系。因此,仍然缺乏有力的证据证实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4.杨通艳的上访行为是否真的给政府的救助工作造成了实质性的严重后果?
 严重后果包括物质损失和社会恶劣影响两个方面。在上访期间,部分群众对上访行为持观望态度,一些受损群众不支持救助组的救助工作,在杨通艳等人被抓获后又顺利开展工作完成。由此可见,此种行为只是对救助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此种影响是一般影响还是严重影响,是否给政府的救助工作造成了实质性的严重后果。在证据卷中大量的证据材料都与本案没有必然的关联性,而且给政府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等财产损失也没有相关的数据表明。在州政府上访过程中为等待接见领导而围堵州政府大门能否认定为影响工作秩序,在现有的相关证据材料中无法证明。杨通艳所说的话是否对社会或者他人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还是在行使普通公民的言论自由,我们无法凭空推定。因此,依现有的证据根本无法证实其行为导致了严重后果。
5.如果追究杨通艳的刑事责任不仅使其不服,也会造成恶劣的影响
为了化解矛盾,减少冲突,树立人民对国家、法律的信任。我们在处理时也要考虑避免严重的社会矛盾激化。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杨通艳的行为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就不应该追究其刑事责任。如果不及时化解矛盾,事后恐怕会出现更多的纠纷发生、矛盾激化,甚至是旷日持久的群众集体上访、冲突、再冲突的社会不稳定事件。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我们应该以诚信的态度,把政府工作的政策、国家法律法规的具体情况告诉不知情、不懂法律的群众,很好地实现依法管理和充分的沟通、交流,纠纷就可以妥善有效的化解。否则会给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工作开展造成更加艰巨的责任及不良后果。甚至很可能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